足球反腐系列案的开庭审理，一大批我们熟悉的足球人走上了被告席，一页页的公诉书里书写着中国足球整个行业的罪。

　　1999年到2000年期间，我是个经常跑足协的一线记者，龙潭湖丙三号的足协大门每周要进出几次。最常去的部门是冯剑明负责的新闻办，还有张建强当主任的裁委会。当时这两个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最多，一盒香烟，一个采访本，一坐就是半天，我抽4块5一包的红山茶，他们抽5块一包的中南海。有时赶上饭点，一起到足协楼下的小饭店吃份炒饼也是常事。那时候足协里开车的人不多，楼底下停的好车也就是富康，就是当时北京满大街跑的出租车车型。新闻办董华开过一阵奥拓，还常被记者们拿出来开玩笑。礼拜五下午，足协工作人员常约到一起到训练局踢场球，关系好的记者也常蹭他们的场地。有时记者一拨，足协一拨，踢个大场。当时蔚少辉戴着一个大眼镜，就像很多篮球运动员戴的那种运动眼镜，属他嗓门最大，满场吆喝，谁他都敢骂两句。年纪大的记者叫他“蔚四儿”，年纪轻的管他叫“四哥”，这次庭审看到很多报道里，蔚少辉已经成“四叔”了。十年光景，他足足长了一个辈份。当时蔚少辉在足协不太得志，私下里总说谁谁业务不行，只会拍领导马屁，因为嘴没把门的，记者们最爱套他的话。这就是当时的足协，真实而简单。

　　十多年的光景，变化真大。足协的办公地变了，从龙潭湖搬到了夕照寺，后来又酝酿着搬去亦庄新区，关于搬家足协内部还有个说法是嫌弃龙潭湖和夕照街名字不好，不吉利。但经常跑足协的记者的印象是，足协办公楼越来越好，领导的办公室越来越大，但是大门却越来越难进，采访越来越难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足协的变化，但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很多事，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似乎也都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新华社记者树文在这次足球腐败案庭审期间写过一篇文章，观点我很赞同。 “这是一个系统的集体坠落，从上至下，肆无忌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一个足球，汇集了一个完整行业的全部要素。足球的‘唯出线论’，同经济领域曾经有过的唯GDP论，教育领域依然存在的唯升学率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南勇们亦官亦商的身份，不仅在足球之外并不少见，与‘红顶商人’似乎也有相通之处。足球犯的毛病，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其他行业找到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