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曾屡创“中国奇迹”的体坛掌门人袁伟民在淡出公众视线数年后，首次出现在媒体面前。袁伟民的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讲述了不少从未公开过的体坛“内幕”，如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马家军”为何忽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又比如，审计风暴有玄机、女排为何也打假球，甚至出现了被认为是暗指“中国申奥之父”何振梁“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的描述。(《南京晨报》、《广州日报》10月12日)

　　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关于“马家军”的内幕——在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中，“马家军”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有很强的使用兴奋剂嫌疑。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大背景下，体育总局领导层毅然将包括“马家军”在内的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拒之于悉尼奥运会门外。这一“迟到的真相”为公众解开了10年前的谜团，但也有一些网民认为这一真相“迟到”得太久了；有网民认为现在已经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间，这种披露很难说还有什么实质意义。

　　袁伟民说：“我对事不对人。我只是不想再违背历史、违背真实了。不想让大家永远搞不清楚一些真相。总之，我不欠谁的。”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昔日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说了大量批评教育界的“真话”后，说过这么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反正我要退休了”。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这句名言依然振聋发聩。所有帮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人，尤其是顶着压力的人，能在将要退休或退休之后说出真话，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但运动员被查出兴奋剂也好，审计风暴有玄机也好，女排打假球也罢，这些难道不是公众应在第一时间知道的真相吗？在中国体育的“国家体制”背景下，此等公共事务应该被密闭吗？如果知情人不是事过境迁地讲出来，大家就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这样的真相也太脆弱了吧？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追问：为什么只有到了退休后多年，才能有身心的释放与自由披露真相的环境？究竟是怎样一些力量，为我们储存了大量本不该存在的“内部机密”？美国经济学家Timur Kuran在《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一书中，讨论了这样一个现象：出于社会压力，人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伪装自己的偏好，说一些与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话。某种程度上讲，知道真相却常年不能说的人，也是一种“伪装”，一种令自己难以舒展甚至痛苦的“伪装”。而不能“直话直说”，将公共事件堆积成“机密”，与透明行政、政治文明的要求俨然相去甚远。

　　按我们的习惯，作为“单位人”，“负面”的东西是不能乱说的，比如审计风暴的玄机，比如“国家队”打假球。但是，有些“秘密”的公开，却是穿越狭隘的局部利益，有益于公共利益的。所谓“保密”，常常沦为小群体“拉大旗作虎皮”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迟到的“爆料”，更需要及时的“爆料”。真相越新鲜，越能证明人的舒展、社会的开化、行政的清明；尘封许久、姗姗来迟的真相，多少反证出一些地方的扭曲，以及一些欣慰之余的遗憾。

　　巴金是一面镜子，张保庆是一面镜子，袁伟民又是一面镜子，究竟需要多少面镜子，才能清晰地照亮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