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嘉宾：

　　孙麒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跃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肖焕禹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

　　崔树林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

　　陈玉忠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

　　体育办教育，办成“伪教育”

　　王跃：

　　在中国，竞技体育的“教”，大部分都是少体校、青少体校、体育院校、体工队，从小专业化培养，游离于普通国民教育之外。“教”的过程中，大量时间被“体”占用，但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法》，学生应该享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

　　假如说，体育办教育办得好，就用不着回到普教来。从体校、体育大学出来的学生，如果不拿名校文凭也能在社会上获得较高的价值认同，他何必要去名校呢？这岂不是资源浪费？说明中国体育并没有解决运动员的教育问题。

　　正是这种游离于普通国民教育之外的教育，使得运动员必须走特殊通道才能解决升学问题，否则很难跟正常接受教育的学生竞争。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还要接受专业化训练，过早地承担了比普通学生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现在，这条特殊通道越来越窄，所以家长会担心：特殊通道还走不走得通，升学有没有问题？这因此也成为后备人才萎缩的原因之一。

　　此外，人才培养是有成本的，竞技体育中，投入和产出很多时候并不匹配。在配置不足的情况下，执行完全公平化很难，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就只好淡化教育要求。问题是，对那些已经取得优异成绩的人淡化教育要求，社会可以容忍。但很大一批人是没取得成绩的，社会并不会容忍。

　　陈玉忠：

　　竞技体育系统办教育，已被证明效益非常差，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本。目前可以做的，是让竞技体育系统不要再办教育，而是回归普通教育。

　　美国是公认的体育强国，在他们的中学、大学规章制度中，就有很多条款是为了保障优秀运动员与其他学生没有区别地接受教育，本质上不把他们与普通学生分开。

　　如果大量的体育人才，他们的教育解决不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缺失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

　　肖焕禹：

　　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回归到教育里面，而不是分离出来，变成与教育平行、并列的关系。

　　运动员从小接受专业化训练，缺失文化学习。同时，他们还要走教育的晋升路线，还需要获得文凭。即使能够挤入特殊通道，很多人名义上有了文凭，但没有大学的知识结构和能力，退役后还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树木到森林，任重而道远

　　陈玉忠：

　　体育回归教育，中国暂时还没有取得普遍成功，但已经出现一些成功个案。清华大学的胡凯，拿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男子100米跑金牌。虽然经过特招，但他的整个培养过程，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个案不能说明本质问题，但这至少是一种发展方向。

　　孙麒麟：

　　中国体教结合走过的路，有的是某个项目、某支队、某个人的结合，有的是行政命令指导下的结合。各个运动队都挂靠学校，开始逐渐意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从实践来看，目前体教结合得比较好的有北理工的足球，华东理工的女乒，复旦大学的排球、北京体育大学的赛艇等。清华大学的跳水队本来也可以算，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很好地走下去。而像上海交大这样的，虽说有很多世界冠军级的学生，但坦率说，那并不是我们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总体而言，体教结合在中国真正典型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崔树林：

　　体教结合是突破，是体现体育回归教育路径探究的一种尝试。一下子转变过来不现实，在理念转变以后，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近30年来，中国在体教结合上做了很多尝试。第一是体制上的结合，教育和体育部门开始尝试共同推进。第二是专业运动队进高校，像上海金融学院就是这样的模式，直接把整个运动队植入高校。第三是运动员特招进入高校，这种方式比较多，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正在探索的新模式——采取理事会制度，由教委、体育局、高校共建一支高水平的冰壶队。

　　按照理事会章程，教委负责提供运动队参加全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交流的费用支持，器材、实验室、一条龙建设等。体育局负责协调训练场地、教练支持，参加非大学生赛事等。而学校负责教学、队员选拔、管理制度、发展规划，日常训练比赛等。

　　在探索新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体教结合面临很多难解之处，还需要我们探索和研究。体育回归教育，势在必行，但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