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11月22日消息：王后军时候的国家队，就已经开始了对战术方面的研究。最早由荷兰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倡导的全攻全守的打法，在当时颇为流行。“我年轻时，来自德国的足球讲师马洛斯基给我们上课时就说，巴西足球在欧洲人看来是无法学习的，巴西足球采用的区域防守，而欧洲人认为他们打不了，还是人盯人的防守比较简单。”王指导对于这些技战术的研究，后来自己推出了5-3-2阵型，而且也给王后军带来许多褒奖。“进攻时冲上去形成3-5-2，防守时退回来，就是5-3-2。这个阵型的防守体系就是采取了‘人盯人’和‘区域防守’相结合的混合型体系。在中路防守就采取人盯人，在边路的防守就采取区域防守。我带上海队就采用了这种混合型防守体系的5-3-2阵型，有一次张宏根带着国家队来上海，在江湾和我们上海队踢过一场球。结果半场下来，张宏根跟我说：你这个打法，我们一脚射门也没有。”

　　新颖的技战术让国家队一脚射门也没有，这是王老最自豪的事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处伏笔，因为1990年竞聘国家队教练时，王后军最后与国足帅位失之交臂。后来女足国家队有意请王老出任顾问，甚至教练时，王老一并谢绝了。

　　中国职业联赛的“策划师”

　　中国职业联赛从红山口会议开始，从甲A到中超走过了19个年头，这里面也有王后军的一份功劳。1993年，由于没有担任申花主教练，王后军开始进行“足球俱乐部改革”策划，并撰写了《足球俱乐部体制改革可行性分析报告》。之后不久，中国足协在红山口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主题就是俱乐部体制改革。“在最后总结大会上，由我详细讲述了对足球俱乐部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内容基本就是我之前写好的那份可行性报告。”

　　可惜的是，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王后军称之为“足球改革路走歪了”。“1996年，我应徐根宝邀请出任松日队领队，在徐根宝还没去接队时，我先带着队伍去海埂春训，遇到了王俊生，我特地找他说了我的一些看法。主要就谈前卫寰岛给高峰开出110万元年薪、给姜峰开出105万元年薪，范志毅在申花马上就闹了，第一年范志毅月薪才三五千；第二年是八千。后来申花为了补差价，财政上还是给予了补贴，那时足球队也开始行签字费了。我对王俊生说：‘这样搞，要坏事的。’”王俊生说：‘这个足球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搞，大家都不知道，都是在摸着石子过河。’”

　　给老佩特徐根宝找问题

　　2001赛季，申花队主教练是前南教练佩特科维奇，人们都叫他“老佩特”。那年申花和深圳两场球都输了，当时深圳队后防有李玮峰，前面有李毅和堤亚戈。有一阵申花队联赛很不顺，后来上海足协让上海的几位老教练一起和老佩特开一个分析会。

　　当时老佩特来到位于广中路444号的上海足协办公室开会时，脸色很难看，他也公开讲：我不高兴。但那次会议还是按照议程进行了，轮到王后军发言了，他说：“你带队是从哪一场开始走下坡路的？是对深圳。那场比赛输得很惨，为什么惨，我看有三个原因：一是你的防守体系是3-5-2，中场兵力很足，但你忘记了比赛场地的条件，雨后的场地湿滑而且泥泞，根本不适合短传配合；二是深圳队打申花恰恰是避开你重兵布防的中场，直接打你的两个边后卫空当，他们少了中场传递的失误；三，深圳队的两个前锋就是拉边接应……”讲完之后，老佩特特别服气。最后表示：“我真的没想到，我在这里还能听到这些分析，今天我有收获，不枉此行。”

　　2002赛季，就是楼世芳担任申花总经理的时候，徐根宝接手了申花队。“记得那时徐根宝在输球之后，给我打电话、叫我帮他找找问题。”王后军回忆道，“为了确立威信，用刘谢栋来打压杜威不可取。如果单单是要给杜威做规矩，也不是不可以，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就批评，但涉及到训练和比赛，还是得考虑阵容的最佳配置。”

　　过了两场，申花还是输，根宝又把王后军请到康桥去了。“我就和他说了，至于一些其他因素先不管，球队现在的战术、打法，你得分析清楚，不能让球员再跟着从前的惯性去踢比赛。后来我第三次再去康桥的时候，他全服了。他和我说：说老实话，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搞下去，如果能搞下去，就按你的思路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