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0月被带走之前，祁宏是中国女足的助理教练，申思则担任上海中邦的主教练。结果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调查，两人分别丢掉了自己的饭碗。而在本次回家之后，两人都将面临着“再就业”的问题。

　　目前看来，祁宏和申思返回原岗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初在祁宏离开之后，中国女足马上寻找了替代者，由另一位前国脚郝伟来负责球队的进攻训练。上海中邦在申思被带走之后，选择将原先的助理教练黄震华“扶正”，结果后者率队完成了在中甲联赛中保级的任务。而在不久前，上海中邦已经将中甲资格转让给了贵州智诚。

　　原本曾经属于申思和祁宏的岗位，现在都已经分别确定了其他人选。唯一不受影响的，可能是他们两人作为幸运星俱乐部董事的身份。也就是说，即使在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至少还能回到这家自己参与创办的俱乐部，继续从事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工作。

　　至于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的问题，首先将取决于他们两人本次回家的定性问题。如果是因为被确认无罪而予以释放，那么他们现在就可以重新开展自己的事业。但如果是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情况，那么在人民法院正式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之前，恐怕任何一个单位也不敢轻易接纳这两位“犯罪嫌疑人”。

　　那么如果结束了是否有罪的悬念，祁宏和申思的就业方向又在哪里？首先从地点来看，他们最有可能的选择还是驻守上海。至于接下来的执教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备战全运会，二是职业足球。

　　其实要不是被突然带走的缘故，祁宏原本很有可能会出任上海全运会男足乙组代表队的主教练，现在这个位置则属于他昔日在申花的队友吴兵。至于上海全运会男足甲组代表队的主教练成耀东，也是祁宏和申思的老熟人。以目前的形势而言，要求成耀东或者吴兵让出主教练位置恐怕并不现实，但祁宏和申思还是有出任助理教练的机会。毕竟幸运星俱乐部与上海足协存在着为备战全运会进行合作的关系，这一背景对于他们两人的再就业也许会大有帮助。

　　如果瞄准职业足球这个方向，那么形势可能要比他们被带走时更加严峻。在中邦被转让之后，上海本地只有申花和东亚分别出现在中超和中甲联赛中。在申花那里，朱骏对于祁宏或者申思的兴趣恐怕十分有限。至于他们两人是否有机会转投东亚，则取决于徐根宝对于这两位昔日“叛将”的态度。倘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祁宏和申思或许只能从某一支乙级球队重新起步。

　　能回来就意味着“不严重”

　　包括申思、祁宏和楼世芳在内，一大批由于涉嫌参与假球而消失于视野之外的有关人员，近日突然集体恢复了相对自由。尽管有关情况尚未得到正式公布，但目前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司法机关并没有在“末代甲A”的收官战中发现严重的犯罪事实。

　　对于申思等人的回归，大体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司法机关认为他们并不构成犯罪，所以对其进行了释放。另一种则是他们并未摆脱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但司法机关并没有对其采取更为严厉的逮捕措施，而是选择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前者的可能性大于后者），使得他们得以暂时回到家中。

　　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应该说现在还不能断言申思等人肯定无罪。所谓的“取保候审”，就是说还存在着在未来接受审判的可能性。但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采取取保候审还是监视居住，都存在着严格的条件限制。结合申思等人的情况，如果是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那么适用的应该是以下这两个条件之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

　　所谓“管制”和“拘役”，是比“有期徒刑”更轻的两种刑罚，“附加刑”则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这几种。也就是说，以上所提到的第一个条件，所针对的是犯罪较轻的情况。

　　至于第二个条件中所提到的“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相对具有弹性的内容，但是一般来说，这也必须建立在犯罪较轻的基础上。如果被认为存在着犯有重罪的可能性，司法部门一般不会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措施，否则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借此机会逃逸或者串供。

　　假如根据此前媒体所猜测的那样，申思等人是因为在“末代甲A”的收官战中收取巨额贿赂而遭到调查、而且所涉金额高达数百万之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并不适合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更何况，目前是涉及到这场比赛的多名相关人员同时得以回家，如果申思等人涉及假球黑哨的程度较深，那么司法部门不会轻易解除对于他们的人身限制，从而让同案犯获得相互串供的机会。反过来说，既然司法部门同时解除了对于多人的限制，很可能认为在这场比赛过程中并不存在着犯罪事实。

　　这样看起来，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申思等人涉嫌参与犯罪的可能性，但既然他们被允许回到上海，即使在最悲观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卷入到了程度并不那么严重的犯罪活动之中，应该远没有我们原先所想象的那么可怕。未来即便被宣判有罪，刑罚应该也不会太重。

　　上海纽迈律师事务所

　　方正宇 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