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当我还在维也纳踢球的时候，接到上海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大哥被120送去医院了，原来在康桥的一次训练中,大哥头撞到球，晕过去了，队医怎么都叫不醒之后,只得打120叫来救护车……

　　去年联赛客场对深圳，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大哥在比赛中又一次撞到了脑袋，我在深圳陪大哥度过了心痛的一夜，他一直在吐，同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可以问五六遍……

　　去年联赛第一场大哥就受了重伤，我从奥地利打电话问他，他都不肯告诉我有多严重，他一直很想为申花上场比赛。直到我知道他的伤需要手术，他才说，他也很失落，一心想着好好踢球，争取为申花拿个冠军的，没想到天意那么捉弄人。

　　所有认识大哥的人都知道，他很单纯，也很善良。当初知道由国企转为民营企业，将心比心想毕竟是老板自己的钱，薪水有所影响也在所难免可以理解，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职业是在大众的眼皮底下，而我们作为劳动者的权利有一天竟然需要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努力。

　　这两年，我一直试图避免去说一些朱先生的是非，我每天都提醒自己，说话做事要低调小心，尽量做到超脱，就连在体坛写专栏，关于申花的，除了祝福我没发表过任何的看法。可很多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好几次莫名其妙有人来提醒我，老板希望我不要跟记者乱说话。

　　我很喜欢在国外踢球，每天上班下班，没有是非，没有斗争，更没有讨薪维权的辛苦，这是我至今仍执著于留洋最大的原因。在国外，我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另一门的语言，交到了很多善良的朋友。回申花的这半年里，我学会了很多劳动法的条例，学会了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护自己并洁身自好，也交到了很多律师的朋友，但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朱先生昨晚说：“申花不会欺负弱者，也不会向无赖低头。”这点刚好跟我们两兄弟达成共识，我在国外踢球，谈的是年薪，并按月发放；而在申花，谈的是年薪，俱乐部以“拿去敲章”为由，没收合同，并在来年以各种理由相挟，决定前一年的薪水是否要发。我知道我们手上没有合同我们是弱者，希望朱先生以他自己的说法为鉴，莫欺负弱者，那样才能得道多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