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外教练月伙食标准45元

　　据中国体育档案馆史料记载，体育援外工作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小如乒乓球、羽毛球、秒表等各种体育器材的援助，到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亚非拉国家体育场馆的援建，以及乒乓球、游泳、田径等项目援外教练和翻译的派遣，无不倾注着一代又一代体育人的默默奉献，篇篇文字间记载的是历史的足迹。

　　据记者查阅的史料，1963年至1967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援助了大量的体育器材，1967年4月向索马里援助了当时价值4万多元的体育器材，12月着手帮助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达累斯萨拉姆扩建原有国家体育场办公室、运动员宿舍、游泳池、排球场、网球场等有关场地，这项工程当时花费了约12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基建物资的运输、储存和管理。

　　据1971年当时国家体委《有关援外方面的请示》，我国当年分别向伊拉克、尼泊尔、几内亚、塞拉勒窝(塞拉利昂)援助了一些体育器材，还帮助尼泊尔建设一个可容纳35000人的体育场，援助金额巨大；同时派体操教练去尼泊尔教授单双杠、木马等项目，派篮球教练和体操教练去阿尔及利亚，派乒乓球教练去加拿大、尼泊尔、埃及、苏丹、伊拉克，派足球教练去刚果，派篮球教练去几内亚。

　　据1972年和1973年有关方面的史料，我国分别向毛里塔尼亚、也门、埃塞俄比亚、巴勒斯坦、尼日利亚、苏丹、毛里求斯、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泊尔、科威特、罗马尼亚、乌干达、塞内加尔、喀麦隆、多哥、马尔加什、乍得、塞拉勒窝、马里、加纳与达荷美等国家和地区援助了体育器材；并应邀向阿尔巴尼亚体委赠送了国内当时最现代化的室内游泳池图纸——1970年建成的长沙游泳池设计图，接待叙利亚代表参观京、沪、杭等地的体育场馆；在对外经济援助贷款的支持下，帮助埃塞俄比亚建设体育场馆等。

　　从1974年开始，我国体育援助的决算从100万元逐步升至1985年的461万余元。尽管体育援助的细项不再涉及向某个国家或地区援助了多少打乒乓球等，但充分反映了两大趋势，一是通过长期与亚非拉国家的体育友好往来，为我国外交事业逐步打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我国的体育援助也从单纯的体育器材援助转变为体育器材、体育场馆和体育交流项目的援助，在当时条件下有效地改善了受援国家和地区的体育硬件设施，通过派遣体育教练和翻译的体育项目援助不仅传播了体育知识，还增进了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有些细节现在看来恍若隔世——据《1978年援外教练经费开支规定》，在附件三《援外教练的实物标准》中可以看到援外教练每月每人有“大米20斤，面粉20斤，鸡蛋3斤，肉类16.5斤，蔬菜36斤，食糖1.5斤，水果6斤，食油2斤”的配额，上述标准按当时国内价格折算每月45元。

　　在附件五《援外教练的教具配备》也有如下记载：“乒乓球教练：乒乓球50个，球拍10块，海绵20块，胶皮20块，胶水2大瓶。羽毛球教练：球毛球50个，球拍6把，拍弦10副。篮球、排球、足球教练：每项目按3个球。田径教练：秒表1块，皮尺1个。(借用)游泳教练：秒表1块。(借用)体操教练：护掌皮10块，保护带1套，镁粉2公斤。射箭教练：弓2把，箭10支，靶纸若干。”可以看出教练手里握有的器材并不充裕，但他们又要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在如此条件下，我国一代又一代体育人为体育援外工作默默奉献着。(文/邓宇 感谢中国体育博物馆提供史料)

　　援外教练：“民间大使”

　　1957年，体育战线为了配合国家的外交工作，经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同意，原国家体委向越南派出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援外体育教练队伍，从此拉开了新中国援外教练工作的序幕。

　　当时这部分工作由国家体委国际司负责，后来相继转到人事司和专门成立的援外教练办公室，1998年成立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后，相关工作又转至人力中心，并且从单纯的援外教练拓展到援外体育技术人员，其中包括教练、医生、裁判、竞赛组织管理人员等。52年来，应世界各国的邀请，我国共向世界上124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38个体育项目的体育教练人员，共计2600多人次。

　　这些被誉为“民间大使”的援外教练员，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上至总统府，下至兵营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汗水。他们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我国的外交工作发挥了独特作用。援外教练员勤奋敬业的工作态度，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精湛的技术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受援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尊敬。(窦雨佳)

　　萨马兰奇：中国建的最好体育场不在中国而在非洲

　　1986年4月，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专程来华，将国际奥委会的最高荣誉奖“奥林匹克杯”授予了中国奥委会，目的是表彰我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体育建设作出的贡献。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不在中国，而在非洲”。

　　援外体育设施项目，是援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援外工作中的树碑项目之一。为配合我国援外体育项目任务的实施，保证其符合体育竞赛和训练的专业要求，原国家体委于1965年1月专门成立了援外办公室，配合援外主管部门实施援外体育项目。1991年，这一办公室更名为中国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为50多个发展中国家援建了70多个体育场馆设施及附属设施，这些场馆设施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和拉美等地区。

　　春华秋实 历史铭记

　　2007年9月26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援外教练工作50周年。刘鹏局长等国家体育总局、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等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此次座谈会。

　　作为记者，我与援外似乎有着深深的情结。曾经三次经历援外工作的深度报道，对这项具有特殊使命感的工作，虽然隔着重叠的历史，但通过一次次和亲历者的对话，岁月的难忘因真实的情感所在而愈加清晰——一个最直观并深刻的感觉就是参与过援外的人，他们的内敛与低调，平和与达观。从史万春到刘扶民，从援外教练到参与援建体育场馆的专家组成员，没有一个人去刻意记住那段历史，但那段经历在他们身上却都留下了并不需要语言表征的特质与内涵。祖国的荣誉感、内心的使命感、事业的责任感，这些都影响了他们一生。

　　2006年的冬天，我被总编辑王崇理安排去采访中国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总经理吕国光，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体育援外工作。还记得当年他递给我的那份印着密密麻麻小字的表格，那上边是我国援建的所有体育场馆的具体情况标注，一眼扫去，似乎什么都没有记住，却又仿佛全部铭记心间。后来的大篇幅文章《中国援外体育项目树起丰碑》，让很多人共同重温了这段历史，尤其是我文中的一个小标题“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让很多读过的人至今念念不忘。

　　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将中国援外教练工作五十周年作为全年的重头工作。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倪会忠当时作为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对这项工作也是倾心尽力，本报编委会也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件大事，制定了详细的报道方案。也就是在那一次，我带着实习生宇航来到中国援外教练第一人史万春的家中。传说中的史万春老人平实温和，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中动情地叙述着那段不寻常的岁月，老人已把这段经历作为自己人生最厚重的一份收获。也还记得援外教练五十年座谈会，是我作为记者至今以来开过的最盛大，最恢弘，也最感人的一次座谈会。座谈会的次日，《人民日报》和我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撰写的饱含真情实感的文章《春华秋实五十载 五洲遍开友谊花》。

　　2009年，我报深度报道版分期推出建国60年系列专题，援外篇就是其中之一。当版面编辑马艺华老师找到我时，我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虽然这段时间有着较重的采访任务，但对援外我已经有了深深的情结。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刘扶民。平日接触中的刘司长睿智、亲切，绝对的内敛和朴素，是一个和他在一起永远不会给你压力感的人。我曾经一直在想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位朋友式的领导？在成文之时，再一次细细揣度，想起他说过的话，“有的人就留在那里再也没有回来”，想起他脚上至今在夏天还会穿上的长筒棉袜，也许可以明白援外工作的历史价值和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曹彧) 马进

　　当保拉·埃斯皮诺萨在刚刚结束的罗马世锦赛女子十米跳台比赛中完成自己最后一跳时，马进泪如雨下，尽管戴着大大的墨镜，扣着大大的草帽，但是泪水还是清晰可见。

　　“谢谢你，我的教练，感谢你！”保拉开心地抱着马进笑。她完成的是墨西哥跳水历史性的突破，这是墨西哥在世锦赛上的第一块跳水金牌，并得到了总统的电话祝贺。

　　6年前，中国跳水教练马进作为援外教练，开始指导墨西哥跳水队。一开始，她并没有得到队员们的绝对信任，队员们对她严格的训练方法也难以接受。而墨西哥的训练体制与中国的训练体制完全不同，在国内有良好的后勤保障，但是在墨西哥，这些都要马进一个人管；队员都是业余时间训练，也不会像国内运动员那么肯苦练；队员又不理解她，尤其是保拉，这名队员先天条件不算好，有点胖，马进看到她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练跳水啊？”这名表面文静的女孩其实是小烈马的性格，刚开始根本不认同马进。而墨西哥也有些舆论对马进不利，有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始终对马进有误解，直到埃斯皮诺萨夺冠，这位女记者才转变了对马进的看法，并且主动拥抱了她。

　　保拉和男朋友都在马进手下训练，随着马进和两位小朋友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甚至有时小情侣闹了矛盾也会跟马进说，马进逐渐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中。在马进生日时，小情侣送给了马进一个项链坠，上面是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们愿意自己能像马进的小孩一样。

　　马进已经拿到了墨西哥绿卡，但是还保留着中国国籍，也留了北京的房子，因为在她心中，自己永远都是中国人，虽然她的队员战胜了中国跳水队队员，但是她觉得这正是中国跳水水平高的另一种体现。

　　刘扶民

　　现任职务：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

　　援外时间：1990年6月至1992年10月

　　援助国家：非洲贝宁共和国

　　援助项目：贝宁国家友谊体育场

　　1990年6月新婚的刘扶民刚过而立之年，人生的一次特殊经历就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和专家组的另外十位同志到非洲的贝宁参加对当地的国家友谊体育场的合作管理工作。贝宁的科雷库总统与毛泽东主席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这座体育场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由我国帮助援助建成的，可容纳三万人。但是由于专业人员的短缺，这座体育场在建成后一直处于不良的运行状态。那一次我国派出了包括声、光、电、通讯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前往合作管理体育场，时任国家体委计划司财务处处长的刘扶民作为团里的会计和财务部部长到那里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对外援助。刘扶民记得中国专家到后，只用了半年的时间这个体育场就扭亏为盈。刘扶民说专家组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内部精简开销、引入各种文艺体育赛事。1990年的时候国内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但当时贝宁的市场不错，当地足球发展得非常好，专家组就帮助举办了贝宁和尼日利亚、多哥的足球联赛，观看的人非常多，后来专业足球队也都到那里训练，体育场的使用率变得非常高。

　　为此，当地的人对中国专家的感情非常深厚。刘扶民还记得有一天他刚到体育场，有一名当地的工作人员以跑百米的速度从很远的地方飞快地奔跑过来，当时刘扶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哪知这位工作人员只是跑到他的身边说了声，“头儿，早上好！”

　　还有一次刘扶民去一个地方，但绕了很远的路却怎么都找不到那个单位，向一位出租司机问路后，这位司机就载着他们跑了很远的路，但最后却没有收钱。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多哥，当时专家组开着的一辆小车突然起火，大家都看着特别害怕，当时过路的车都停下来帮助灭火。

　　刘扶民回忆说，当时除了体委派出的专家外，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的专家也在那里开展援助工作，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都不如国内，但到了那个环境中大家都必须适应，很快就和当地人打成了一片。记得当地的蚊子特别多，炎热的夏天大家坐在办公室里，上边穿着短袖，下边都不得不穿着防虫咬的长筒棉袜，至今自己还保留着这个习惯，已经不觉得热了。

　　在刘扶民看来，援外丰富了自己的阅历，了解了非洲国家的风土和人情，也丰富了处理外事工作的经验。同时作为一个专家组的成员，在外要自己独立判断解决问题，锻炼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作为会计，刘扶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整个专家组的采购工作，为了省钱，每周到尼日利亚的拉格斯市场采购。一般都是早上五点起床，差不多经过不到三个小时的行程后，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到达。上午采购，下午再买一些，晚上十点钟往回返。为了省钱，每次都要使劲砍价，“我现在的砍价功夫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那段日子非常难忘，我也是在那段时间里读了我今生最多的书。当地的节日和国内的节日我们都享受，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我看了很多小说杂志，还在那个时候练字。也去过当地最贫穷的地方，那里的蚂蚁草长到十多米高”，刘扶民说，那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工作经历，体育援外工作对促进当地体育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帮助他们从基础工作做起，人们的体育意识有了很大增强，这非常重要。

　　史万春

　　虽然已经年逾八旬，但史万春在谈及那段“援外”岁月时还是显得矍铄而健谈。的确，对于这些没有将最好的岁月献给竞技赛场的老一辈中国足球人来说，他们最大的骄傲便是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并用特殊的方式完成纠结在心中的夙愿。

　　说起史万春在越南的援外工作，就不能不提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柬埔寨国家队分别在前南北越南进行了两场热身赛，结果南方队1比0击败了柬埔寨，而北方队却0比1失利。在那个年代，这一结果很敏感，而这也才让史万春以“中国专家”的身份来到了越南北方。

　　“1957年我接到援外任务之前，刚刚在广州进行的一场比赛中伤了腿，能去越南援外是领导给我的一种照顾，因为他们觉得北越南天气比较暖和，比较有利于我的伤病恢复。”史万春笑着说，“但谁知道当时越南条件十分艰苦，我到球队时，发现球员甚至没有统一的比赛服和胶鞋，球员住处也只有一个破竹棚，吃的只有最差的米饭和汤菜。虽然我们中国援外专家的住宿条件要比球员好得多，但在很多地方还是很难和国内相比。”

　　“当时我们虽然是援外专家，但是我们是不能在比赛中现场指挥的，越南北方队和柬埔寨队第二场比赛的时候，我是在中国驻越使馆用收音机听的比赛。上半时20分钟时，我们1比0领先，当时所有人都跳了起来，向我祝贺，但我的手心里却全都是汗，生怕有什么变数。我想那可能是我一辈子感觉最漫长的一场比赛，直到终场哨吹响，越南北方队1比0赢球之后，我心里的大石头才放下。”

　　对于那段短暂而难忘的援外记忆，史万春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以苦为乐，乐为更乐——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都挺了过来，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回到国内之后，史万春一直在北京足球队任教，并在1957年、1963年、1973年三夺国内联赛冠军。在北京国安迄今还在为“永远争第一”的口号呼喊得声嘶力竭的时候，经历过“援外”打磨的史万春早已在数十年前将“奢望”变成了“现实”。

　　马长森

　　1981年，在北京队担任体操教练的马长森接到通知，要他去科威特援外，当时马长森从运动员退役下来刚刚六年。那个时期，科威特的体操运动刚刚起步，而中国的体操运动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马燕红等名将已经在世锦赛上摘金夺银。因此，从1977年开始，中国便开始派遣体操教练援外，马长森已经是第二批了。

　　马长森清楚地记得，和他们一起去科威特的，还有乒乓球、跳水、田径、男排几个项目共20多名教练员。由于科威特属于伊斯兰教国家，饮食上有特殊规定，马长森等人在出国前也受到了专门的培训，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为了保障援外教练们的生活，国家还专门派了一名炊事员随同前往。

　　抵达科威特后，马长森来到当地一家俱乐部，该俱乐部共有20来名运动员，体操水平尚处起步阶段，成年运动员只能完成向后团身两周空翻动作，跳马上的难度只是小翻转体360度。由于体育教学不同于其他教学，对于语言的要求并不高，马长森身边并没有专职翻译人员，他只是每周去上两节语言课，学习一些基础会话。慢慢地，马长森利用简单的语言加手势比划，和队员交流起来已经没有障碍了。

　　执教期间，马长森发现了几个有潜力的队员，在他即将离开回国的1984年，他所培养的队员已经拿到了全国冠军。

　　马长森当时在国内的工资是70多元，出国期间科威特俱乐部支付他的费用约合人民币1000元，但按照政策，他只能再拿到70多元。双份工资在国内可能还算不错，但这个钱拿到国外花就有点紧张了，“那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们每次回国探亲都带好多东西，牙膏、香烟、洗衣粉、肥皂等等，因为国内比较便宜。”20几年过去后，马长森依然感觉援外执教的那段经历非常难忘，“感觉非常的幸福和自豪！一是组织上的信任，做援外教练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二是科威特对我们中方教练非常友好，彼此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科威特的体操在中东地区属于先进水平，我想这其中也凝结着我们中方教练的一些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