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打官司，堂下何人状告本官？

周琦发布微博，宁愿一年不打CBA，选择鱼死网破。如果周琦是鱼，网绝不只是新疆男篮。

在最终通过微博表达自己的决心之前，周琦选择了两条路，去试图解决问题，实现自由。一是举报——举报，事实上就是威胁，希望能逼迫新疆队给他自由；二是上诉，希望CBA公司和中国篮协能判给他自由。举报未必成功，上诉一定失败。周琦一案，看上去是他和新疆男篮之间的矛盾，双方已经撕扯了接近半年。但其实，新疆队只是规则的执行者，CBA公司才是现行规则的制定者。周琦在CBA公司上诉的本质不是新疆队违规，而是规则本身。这就像你去法院上诉，跟法官说法律本身有问题。显然你至少无法在这个层面的裁决上，得到你想要的回答。

这张网绝不只是新疆男篮。新疆和CBA其他球队一样，都是结成网的一部分。这张网的编制者是CBA公司。结成它的理由，是中国篮球行至今日的现状。姚明在任期内带领中国篮协和CBA公司，要解决联赛的两大诉求，一是加强青少年强队的培养，给青少年、给未来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毕竟中国男篮存在未来10年难进世界大赛的可能；二是CBA联赛整体竞争力不足，原本联赛中的顶级球星收入过高，收入水平远高于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比赛水平（CBA目前球队工资帽4400万人民币，澳大利亚NBL联赛球队工资帽不足800万人民币）。大量俱乐部和投资人严重亏损，必须保护他们的热情和资本，因此顶级运动员必须降薪。加强青少年培养和顶级运动员降薪，做到这两条最有力的手段，在现阶段都指向限制运动员的自由流动和买卖，保护俱乐部的权益。

这就是现行CBA运动员合同法规，或者叫“管理办法”制定的根源。这是它的合理性和深层原因。于是才出现了CBA从A到E的五种合同，只要球队想留住你，给你球队前三的所谓顶薪，就能锁住你整个职业生涯的规定。打到九十九，你也没法走。CBA的行业规则，和你我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所见到的劳动法基本准则大相径。因为中国体育的特殊性（市场水平，与教育的结合方式），它和国外职业体育，中国其他行业都存在不可比性。当你诉诸行业之外的更高层面仲裁时，国家法律也需考虑和尊重行业规则。但同时，行业规则再特殊，也不能超越国家法律。如果行业要完全剥夺一个人自主择业，选择自我命运的权利，这是否是该被支持的？这是此案的法律核心。

这就是为什么周琦说，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能够让CBA更加规范，真正做到保障球员的合法权利。因为这不只是周琦的问题，所有合同到期的CBA运动员，都面对同样的命运。刚刚在这个夏天与广厦续约的孙铭徽、胡金秋、赵岩昊，未来必须留在吉林的姜宇星，所有人都面对同样的处境。以及，以一个赛季无精打采的比赛，换来福建只能将自己出售的王哲林。如果每个核心运动员必须用这样的手段，近似鱼死网破，才能实现出走，这是否是另一种不职业？

以周琦目前的处境，能够想象他仍将继续上诉，但上诉的终点显然不是中国篮协。人们在谈论，周琦是否会成为中国体育、中国篮球的博斯曼。30年前，欧洲足球的合同与转会规则，与目前的CBA非常接近。博斯曼为了离开他当时效力的列日队，把列日队、比利时足协和制定整个规则的欧足联，告上了海牙国际法庭，最后用更大的法律击败了行业规则。这不是一场有关好人与坏人的战争，这是双方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尝试实现更多自我诉求，也更平衡双方利益的竞逐。不是你完全控制我，也不是我完全压制你，而是在现状里对平衡和合作的求索。

坦白地说，我认为不只是周琦，以及所有运动员群体需要这场官司。周琦只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以后还将有更多人站出来。中国篮球的职业化发展，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进程，也需要这场官司。它能把行业里，桌面下的太多事，搬到桌面上，让所有人观看和思考。如果是我敬爱的徐济成老师，他一定会这样总结：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

因此，我们会以怎样的角度审视这件事，呈现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社会阅历和成熟度。当你在谈论此案时，如果你能放下边线球，鸡蛋灌饼和吐槽大会，放下对年薪数百万甚至2000万的仇恨，放下“睢冉害了他签下的所有人”这样奇妙的敌视，也放下“中国男篮快被折腾得跟男足差不多了，折腾这些有个P用”的怒吼，你一定会首先理解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这是社会前进的准则，妥协和改变，必须以双方都出席，彼此尊重和理解开始。

如果真能如此，未来你回眸历史，CBA此刻的混乱，还有被重击的声誉，也算有了回报。

来源：杨毅侃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