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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郎平”,我多次采访郎平,郎平却不认识我

2016-8-20 10:05:47

来源:东方网 作者:徐世平 选稿:成昭远

  这两天,中国女排和郎平,又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中国女排的精神,并不是金牌,而是在看似已不能坚持的时候坚持了,永不言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郎平,无疑是中国女排的精神灵魂。我认识朗平,至少有三十多年了,也多次采访她,可惜,我们并不相识。这里有一段故事。《又见郎平》,一篇旧文,也是一种记忆的情怀。

  郎平是著名的中国女排运动员,我则是新民晚报专门跑排球的记者。按理说,我们应该相当熟悉。但是,我认识郎平,郎平却不认识我。八十年初期,我曾多次采访中国女排,好多次与郎平“擦肩而过”。我同郎平的关系,是彼此知其人,又真的不相识。

  1982年,我到《新民晚报》当体育记者。当时,中国女排已大红大紫,郎平更是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当时,我还是一个小记者,要采访郎平,并不容易。1983年元月,我才开始接触排球的采访报道。那几年,中国女排南征北战,在电视上频频露面。当时,经济条件限制,《新民晚报》无法派记者外出采访,我们只能对着电视,写一些有关排球的评论。承蒙资深的《中国体育报》记者颜世雄的多方指点,久而久之,我的排球报道和评论,也渐渐有了名气。有人甚至以为,我同中国女排关系很好,也很熟悉。其实,说来可笑,直到1984年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归来,我根本就没有面对面采访过中国女排队员。我的排球评论,都是“二手货”,不过,加入了我自己的见解与思考。当然,文笔不错,文章耐看,也是球迷们喜欢的原因之一。

  1985年,《新民晚报》需要组织一批稿件(应该叫“运动员笔谈”),其中便有郎平。于是,我就给远在漳州集训的郎平写信约稿。信不长,主要谈了一些写作要求。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郎平的回信。郎平很客气,称我“徐老师”,并称很喜欢读我的文章,比如“有楞有角”、“不落俗套”等等,都是好话。接着,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比如伤病在身、状况不好,但仍有信心云云。最后,她谦虚地说,她不太会写文章,写这些东西,仅仅是提供素材,供我参考。后来,我根据郎平的信,替她改写了一篇运动员笔谈。文章见报后,我给郎平回了信,并将报纸给寄去。不久,郎平亦有回信,大抵是表示感谢之类的话。如此,我们算是在信上认识了。

  郎平1960年12月10日生于天津,身高1米84。1973年,朗平进入北京工体少体校排球班,1976年进入北京市业余体校,同年入选北京市排球队,1978年入选国家集训队。1978年郎平随中国队获第八届亚运会女排比赛银牌;1981年获第三届世界杯女排赛冠军,个人获“优秀运动员奖”;1982年获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第九届亚运会女排金牌;1983年世界超级女排赛冠军,1984年获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金牌。郎平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女子排球界“三大主攻手”之一,有“铁榔头”之称。她身体素质好,弹跳力强,摸高可达3.17米,快攻变化多,网上技术突出,以四号位高点强攻著称,是队里的核心人物。

  这段时间,我曾经数次采访郎平。但是,郎平从未将信中之人同现实之人划等号。第一次是在漳州,中国女排庆功大联欢。有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碰到郎平,她居然问我:“哎,你们《新民晚报》的老记者徐世平来了没有?”我哑然。正当我想解释的时候,一帮要求签名的球迷打了横炮。当时,我也就是二十多岁,一付不成熟的样子。也难怪,许多新民晚报的读者,至今都以为我是一位七老八十的老记者。也许,我的文笔过于老辣了吧。第二次见面,是北京四国女排赛。当时,我在首都体育馆后台的休息室门口碰上郎平,提出采访要求。郎平很客气,再次提起“老记者徐世平”,我刚想解释,陈招娣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拉住郎平说个没完。不一会儿,原中国女排的领队张一沛从场内出来,要同郎平聊看似重要的事情,朗平很客气地同我打招呼,并表示比赛结束后再接受采访。“可以吗?”“当然可以。”可是,当比赛一完,由于球迷众多,秩序较乱,中国女排早已被保安人员簇拥而去。我想,要想解释此事,看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1985年,郎平退役,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专业。1987年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留学,并取得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我想,我与郎平的这一段“误会”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解释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1987年,郎平突然从大洋彼岸飞来。她这次回来,主要是参加中国女排老队员在南京无锡等地的巡回表演。于是,我同郎平又有了见面的机会。

  有一天夜里,在南京,我们几位随队采访的记者,共同约郎平来聊天,谈谈她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郎平如约来了。她很随便。穿一件花衬衫,半长的运动裤,趿一双拖鞋。但是,头发是爆炸状的,耳环也是一副大“锷鱼”。由于彼此相识,郎平很放松,刚从沙发上坐定,便将双脚搁到了床上,她说,刚在美国做了膝盖手术,坐久了,很不舒服。“失礼失礼了!”我们同郎平有说有笑,谈了两个小时。临分别时,郎平突然问我,新民晚报那个“姓徐的”、“跑排球”的记者怎么样了?同座的《文汇报》记者马申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你是说他吧?”“不,不对,我说的是一位老记者。”郎平很认真。马申也被搞糊涂了,以为郎平确有所指,便不再说什么。我心里明白,想解释,即又怕郎平难堪。最后,我还是打了哈哈。这种解释,已全然没有必要了。

  第二天,我从南京发回了一篇报道,题目就是《又见郎平》。标题很醒目,位置也突出。也就是当天,郎平路经上海,搭乘当晚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回美国。我知道,虹桥机场候机楼每天都有售《新民晚报》的。我不知道,郎平是不是看到了这张报纸和这篇文章?我倒是希望她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此后这些年,郎平一直在海外漂泊,担任意大利、美国等地的俱乐部队、以及国家队的教练。几年后,我也因故离开体育记者的岗位。从此,与郎平再无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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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0日 10:05 来源:东方网

  这两天,中国女排和郎平,又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中国女排的精神,并不是金牌,而是在看似已不能坚持的时候坚持了,永不言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郎平,无疑是中国女排的精神灵魂。我认识朗平,至少有三十多年了,也多次采访她,可惜,我们并不相识。这里有一段故事。《又见郎平》,一篇旧文,也是一种记忆的情怀。

  郎平是著名的中国女排运动员,我则是新民晚报专门跑排球的记者。按理说,我们应该相当熟悉。但是,我认识郎平,郎平却不认识我。八十年初期,我曾多次采访中国女排,好多次与郎平“擦肩而过”。我同郎平的关系,是彼此知其人,又真的不相识。

  1982年,我到《新民晚报》当体育记者。当时,中国女排已大红大紫,郎平更是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当时,我还是一个小记者,要采访郎平,并不容易。1983年元月,我才开始接触排球的采访报道。那几年,中国女排南征北战,在电视上频频露面。当时,经济条件限制,《新民晚报》无法派记者外出采访,我们只能对着电视,写一些有关排球的评论。承蒙资深的《中国体育报》记者颜世雄的多方指点,久而久之,我的排球报道和评论,也渐渐有了名气。有人甚至以为,我同中国女排关系很好,也很熟悉。其实,说来可笑,直到1984年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归来,我根本就没有面对面采访过中国女排队员。我的排球评论,都是“二手货”,不过,加入了我自己的见解与思考。当然,文笔不错,文章耐看,也是球迷们喜欢的原因之一。

  1985年,《新民晚报》需要组织一批稿件(应该叫“运动员笔谈”),其中便有郎平。于是,我就给远在漳州集训的郎平写信约稿。信不长,主要谈了一些写作要求。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郎平的回信。郎平很客气,称我“徐老师”,并称很喜欢读我的文章,比如“有楞有角”、“不落俗套”等等,都是好话。接着,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比如伤病在身、状况不好,但仍有信心云云。最后,她谦虚地说,她不太会写文章,写这些东西,仅仅是提供素材,供我参考。后来,我根据郎平的信,替她改写了一篇运动员笔谈。文章见报后,我给郎平回了信,并将报纸给寄去。不久,郎平亦有回信,大抵是表示感谢之类的话。如此,我们算是在信上认识了。

  郎平1960年12月10日生于天津,身高1米84。1973年,朗平进入北京工体少体校排球班,1976年进入北京市业余体校,同年入选北京市排球队,1978年入选国家集训队。1978年郎平随中国队获第八届亚运会女排比赛银牌;1981年获第三届世界杯女排赛冠军,个人获“优秀运动员奖”;1982年获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第九届亚运会女排金牌;1983年世界超级女排赛冠军,1984年获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金牌。郎平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女子排球界“三大主攻手”之一,有“铁榔头”之称。她身体素质好,弹跳力强,摸高可达3.17米,快攻变化多,网上技术突出,以四号位高点强攻著称,是队里的核心人物。

  这段时间,我曾经数次采访郎平。但是,郎平从未将信中之人同现实之人划等号。第一次是在漳州,中国女排庆功大联欢。有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碰到郎平,她居然问我:“哎,你们《新民晚报》的老记者徐世平来了没有?”我哑然。正当我想解释的时候,一帮要求签名的球迷打了横炮。当时,我也就是二十多岁,一付不成熟的样子。也难怪,许多新民晚报的读者,至今都以为我是一位七老八十的老记者。也许,我的文笔过于老辣了吧。第二次见面,是北京四国女排赛。当时,我在首都体育馆后台的休息室门口碰上郎平,提出采访要求。郎平很客气,再次提起“老记者徐世平”,我刚想解释,陈招娣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拉住郎平说个没完。不一会儿,原中国女排的领队张一沛从场内出来,要同郎平聊看似重要的事情,朗平很客气地同我打招呼,并表示比赛结束后再接受采访。“可以吗?”“当然可以。”可是,当比赛一完,由于球迷众多,秩序较乱,中国女排早已被保安人员簇拥而去。我想,要想解释此事,看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1985年,郎平退役,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专业。1987年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留学,并取得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我想,我与郎平的这一段“误会”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解释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1987年,郎平突然从大洋彼岸飞来。她这次回来,主要是参加中国女排老队员在南京无锡等地的巡回表演。于是,我同郎平又有了见面的机会。

  有一天夜里,在南京,我们几位随队采访的记者,共同约郎平来聊天,谈谈她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郎平如约来了。她很随便。穿一件花衬衫,半长的运动裤,趿一双拖鞋。但是,头发是爆炸状的,耳环也是一副大“锷鱼”。由于彼此相识,郎平很放松,刚从沙发上坐定,便将双脚搁到了床上,她说,刚在美国做了膝盖手术,坐久了,很不舒服。“失礼失礼了!”我们同郎平有说有笑,谈了两个小时。临分别时,郎平突然问我,新民晚报那个“姓徐的”、“跑排球”的记者怎么样了?同座的《文汇报》记者马申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你是说他吧?”“不,不对,我说的是一位老记者。”郎平很认真。马申也被搞糊涂了,以为郎平确有所指,便不再说什么。我心里明白,想解释,即又怕郎平难堪。最后,我还是打了哈哈。这种解释,已全然没有必要了。

  第二天,我从南京发回了一篇报道,题目就是《又见郎平》。标题很醒目,位置也突出。也就是当天,郎平路经上海,搭乘当晚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回美国。我知道,虹桥机场候机楼每天都有售《新民晚报》的。我不知道,郎平是不是看到了这张报纸和这篇文章?我倒是希望她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此后这些年,郎平一直在海外漂泊,担任意大利、美国等地的俱乐部队、以及国家队的教练。几年后,我也因故离开体育记者的岗位。从此,与郎平再无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