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忧虑| 医生不敢叫协调员，怕被误会 放弃治疗为获器官）

    即使家属主动提出捐献，操作中仍问题不断。瑞金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董正椽举例，一主动捐献的家属在最后签字时产生顾虑，多方协商后将捐献过程“透明化”让家属吃了“定心丸”。

    他认为，这项工作的难点不仅在家属本身，有时也在于医生。“由于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有医生不敢轻易通知协调员介入，担心协调员与家属的沟通会使家属误以为医院是为了获得器官，故意将患者 治 成脑死亡。”

    有家属担忧“器官买卖”

    董正椽回忆起今年3月的一个事例，“捐献者是一名2岁7个月大的女孩，来自重庆一个小县城，跟随父母来上海生活多年。在家玩耍时，突然摔倒，头着地，之后女孩胡言乱语起来，妈妈赶紧将她送到当地医院，当地医院又建议父母带她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次日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他还记得父母深深的自责，本以为小孩摔跤是家常便饭。

    此后两天，瑞金医院和儿科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开展了女孩父母的沟通工作。尽管这对父母在悲伤中，但明白器官捐献的意义，决定器官捐献。

    就在签署一系列告知书时，家属向协调员表达了“不理解”。“这些告知书中有包含遗体捐献、器官捐献、角膜捐献，家属希望医院能将签署的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并了解器官的详细使用情况。但根据规定，器官捐献家属只能收到一份荣誉证书。同时，根据国际惯例，器官捐献实行双盲原则，我们无法将受者的具体信息透露给捐献者家属。”董正椽说，由于器官捐献工作在中国开展时间并不长，不少潜在捐献者家属仍担忧“器官买卖”，会在网上搜索新闻，任何一个负面都可能影响家属的决定。

    为了免去家属的顾虑，两家医院召开了多次协调会，最后跟上海市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协调员把这一案例写成了文字，公开在上海红十字会官网上。“对于家属来说，捐献行为有政府的认可，有社会的监督，整个捐献行为就是阳光、透明的，可以让他们心安。”

    捐献家属不愿公开、被放大

    另外，从事2年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董正椽透露，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捐献者家属都不希望自己的捐献行为被放大或公开，“主要考虑到家里老人及其他亲属的不接受、邻里的闲言乱语。”

    他介绍，面对家属时，首先应该是哀伤辅导，协助家属接受病情不可逆的事实，并释放悲痛的情绪。“在捐献完成后，我们会给予其人文关怀，比如参与捐献者追悼会、协助家属申请红十字会困难捐献者家庭救助、为捐献者亲属提供一定的医疗帮助、邀请其参与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活动等。除了面对家属，协调员还需要和捐献者所在科室医生打交道，让他们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