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队在吉隆坡夺得亚洲杯赛亚军，那是中国足球在亚洲比赛中的最好成绩。从当时队伍的构成看，出自南粤的人的确不少，以至让人怀念的不仅是至今未能超越的比赛名次，还包括那一代绿茵骁将的风采。

　　那时的国家队中到底有多少“老广”，是不是“老广”最多的一届？问题不在于精确的人数比例，而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影响下成长的球员对国家队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地理和人口大国，就足球运动而言，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国家那样，参与职业联赛的多家俱乐部云集于一城一隅，或举国上下生存于相同相近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中，踢出的球风球路从一个模子里制成。

　　现代足球运动原本就是从国外舶来的，中国足球历史上，受外来影响，早期捷足先登踏入绿茵场的是广东和上海，而后是京津和东北。新中国成立后，上述地区足球活动在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越发活跃，成为国家队队员的主要来源地。即便是一些从部队选拔的优秀球员，其实也出自这些足球沃土。此后，当时的国家体委进一步确定了全国足球重点地区，不仅考虑到足球普及和水平，一定程度上也跟那里代表的足球风格和技术流派有关。

　　说到风格，一支球队没有三年五载的打磨，很难说形成什么风格。一个地区或城市的足球特色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实践，才有可能逐渐形成。广东足球之所以成为很多年国家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不在于有多少粤籍球员，而在一种轻灵快捷的踢球方式和讲究地面配合的球路。如果中国足球坚持这样发展，也许现在犯不着大老远地效仿西班牙。而且，广东球员动脑子踢球也不限于中前场，30年前的国家队前后吸收蔡锦标、池明华、郭亿军、麦超、张小文等后卫，都不是比拼身板的踢法。

　　20年前足球改革，广东足球有得有失，那里最先开球员转会先河，很“市场”，但损失最大的莫过于足球风格。表面上，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等地曾经在同一个赛季里拥有5支甲A甲B球队，人员引进了不少，但南派足球风格入不敷出，踢得越来越粗糙。今天的恒大早已看不到南派足球的影子，残存粤式足球痕迹的富力也难说传承，容志行、古广明、陈熙荣、赵达裕乃至女足吴伟英、韦海英、赵利红式的球星一去不复返。最终，这种断代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影响绝非南粤足坛自身所能弥补。

　　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而失去自身传统却不是都能用补充时尚的东西就能解决的。譬如，南粤球迷的足球观赏理念中，好看、精彩与胜负同样重要，至少不会舍此求彼，只看热闹是难以保持足球兴趣的。

　　说到底，足球是一种文化，踢球、看球、评球莫不需要文化内涵。中国第一张足球专业报纸诞生于广州，其实有很大的历史必然。不重新充实文化含量，南粤足球无以复苏。如果这已成为中国足球的一大教训，那么该做些事情的就不仅是广东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