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总局顺应了民意，让足协放弃了“矫枉过正”的方案，放生了中超。可终究只是“放生”，中超劫后余生，是否考虑过自己日后的生计？从总局的意向到谢亚龙的具体规划，其间出现的偏差与出入，仅仅只是误会？

　　就改制而论，从总局授意到足协动议提案，直至足协呈文上报等待总局批复，在行政上几乎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已经被摁上了断头台，铡刀在下落时却卡在了滑轨上——此等好事在概率上不到十万分之一。中超之危，不是“南北分区”阴影下的生或死，而是其本身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生死不由己。

　　所以我说，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历时13年，涂抹了一些商业化的脂粉，抄袭了一点欧洲主流联赛的模样款式，但“官督商

办”的色彩仍未褪尽、产权归属的难题仍未解决，在足球界的生存状态上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无论甲A还是中超，名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载体、与国际足球潮流接轨的形式，但在骨子里仍是行政足球“大屋下的丫鬟”。其存废，既不取决商业运作的成败、也不取决于广大球迷的褒贬，而是更多地系于总局与足协、足协与中超各队之间上传下达的一纸公文。

　　也正因此，当总局提出意向后，才会出现足协要员“心虚”地大加响应，却“矫枉过正”、效果适得其反的结果。

　　论及本次改制“虚惊”一场的发人深省之处，那便是让中超所有的投资者、经营者、以及众多在此旗号下谋食的球员、教练们认清了一个现实：不用他们亲自出马为中超所谓的职业化“证伪”，中超彻头彻尾就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对国际足球职业化模式的“戏仿”。

　　说白了，中超就是足协凭以创收的“三产”。它顶着职业联赛的名头，看似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可是，这个公司内部的工作规章、作息制度，事无巨细却都得由作为行政部门的足协来拟订、变更、裁决，因为足协凌驾于这个公司之上，拥有这个公司的产权。有趣之处在于此。

　　而作为足球职业化典范的英超，其产权属于各俱乐部出资方共同组成的职业联盟，在职能上与中国足协相对应的英足总无权干涉职业联盟的一切事务。即便是国家队备战世界杯等重大赛事，要抽调球员参加集训，英足总也必须同职业联盟协商，而后者拥有一票否决权。两相比较，中超此番“逃生”，真是“命大”？

　　“南北分区”终被搁置，就本质来说，只是一次有违行政运作惯例的小插曲，一次“法外开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