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痞“棍子”姚文元。他舞笔弄文，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仅是其累累恶行中的一桩。有趣的是，北宋历史上也有一个类似姚文元的人物。

北宋神宗、哲宗两朝，围绕着王安石的“新法”，大臣们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他们互相攻忓、傾轧。某派一旦得势，便打击、排斥另一派；并搜罗支持者，加以重用。结果使得蔡京等寡廉鲜耻的投机分子乘机而起。朱熹在《朱子类语》里说：罢相后的司马光在洛阳15年，做了一件好事，写了一部《姿治通鉴》。离开洛阳到朝庭，做了一件坏事，把15年以来大家都习惯了的王安石新法又全部废除。当时，司马光说要在5天中把“免役法”改为“差役法”，全国谁都没有做到，只有蔡京在开封做到了。于是，司马光对蔡京大为赞赏，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实际上，蔡京是借机抓权，之后把司马光诬为“元祐奸党“的就是蔡京。

1094年春，宋哲宗亲政，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任命章惇为相。章惇上台后，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担任中书舍人发了愁。他说：“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軾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宋史·列传102》）苏軾在元祐初的官职就是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在宋代是个要职。在这个位置上，不仅主管中书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承办各项文书，更重要的是为皇帝起草诏令。因此，章惇上了台自然也想找个象苏东坡那样文笔出众的人去掌管。

有人向他推荐了林希。

林希和苏軾弟兄有过交往。他曾给苏辙写过这样一联：“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对”（《宋人异事汇编》中册第70页）。从中可见他对“三苏“父子是很推崇的。其文才也是有的。元祐初也当过中书舍人。但因“行谊浮伪”（《宋史·列传》），也就是说品行不佳，不久便被贬出京城做外官去了。有人向章惇推荐时，林希又刚被任命为成都知府，正好来京领命。于是章惇召见他，封官许愿、“且许以为执政”。久不得志的林希，就跟着章惇，为打击排斥政见不同的“元祐党人”舞文弄墨，卖力效劳。当时被贬斥的司马光等人的诏令，全是他起草的，行文措辞“极其丑诋”。几年前被他几乎捧到天上的“三苏”，在他笔下，变成了“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警愚惑众”。苏辙捧读贬谪自己的诏书后，哭泣道：“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

他代皇上为苏軾写的罪状是：“若讥朕过，亦何所不容，及代予言，诋毁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至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何面目？虽汝軾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君亲，又将谁怼？”（《宋人异事汇编》中册）苏东坡读到这儿，鄙夷地说：“林大亦能作文章耶！”

林希对自己行为之卑劣并不是意识不到。有一次，他拟好了一篇诋毁他人的诏令草稿后，将毛笔甩到地上说：“坏名节矣！”

最可笑的，倒还是章惇。本来他不过是想借林希这根棍子来打别人。所以章惇起初给林希许了愿，引诱林希卖力干。但一直没有兑现。等到章惇失势一罢相，林希利用代皇上起草诏令的机会，狠狠把章惇臭骂了一番，其中有一联：“勃勃无大臣之节，怏怏非少主之臣”。章惇得知后，托人传话给林希说：“此一联无乃太甚。”林希的回答才令章惇哭笑不得呢：“长官发怒，杂职棒毒，，无足怪也”（《宋人异事汇编》中册）。章惇怎么也没想到，林希这根大棒竟然会舞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