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张国政夺得了多哈亚运会男子举重69公斤级冠军，27岁的陈艳青五次改写女子举重58公斤级世界纪录并夺取多哈亚运会的三枚金牌。谁说中国运动员25岁之后只能选择退役？

　　张国政一直笼罩在“大器晚成”的框框下，因为在中国举重界蕴藏着大批17岁至20岁的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6岁，已是多数选手或飞黄腾达或圆满谢幕的年纪，但26岁却是张国政第一次踏入国家队门槛的年龄，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龄新秀”。起初，与比自己小4、5岁的队友同吃同住同训练，生性乐观的他还能适应，但随着入队时间的积累和国家队来来往往的新队员，32岁的他比年纪最小的队友长了近一多半，压力和孤寂只有自己清楚了。尽管如此，张国政凭借多年累积的实力和经验在奥运会后没有系统训练的情况下争得了一枚亚运会金牌，他说：“赢了，赢得山穷水尽，赢得解气了！”

　　早在10年前，陈艳青就 入选了国家队，此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国内同级别竞争的加剧，她与国家队的关系也呈波浪式发展，进进出出，出出进进。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一个多月的回归，着实惊吓到了圈内人士，顶住置疑与压力，她圆满完成任务，捧回了亚运会金牌。之后扬言要彻底退役的她在教练和官员的再三劝说下出现在了国家队训练场上，东亚运动会冠军、十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亚运会冠军，以前得过没得过的奖项都汇聚到她身上，这些密集的奖项都集中在她25岁之后。在赢得亚运会金牌后，陈艳青说，别人都说过了25岁就过了黄金年龄，但我感觉自己体能跟以前没什么差别，想证明我还行。所以，她坦然回到队里，坦然接受系统训练，坦然面对付出后的收获，坦然的梦想下一个奥运。

　　在张国政和陈艳青之前还有很多“大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赢得傲人成绩，参加了六届奥运会的王义夫，在44岁时用奥运会冠军画上了运动员的句号；33岁的赵宏博和28岁的申雪至今还活跃在世界花样滑冰赛场上；李佳军和大杨扬分别在31岁和30岁的时候宣告挂靴，李佳军在27岁时赢得盐湖城冬奥会的1500米银牌并与队友合作夺得5000米接力铜牌，而26岁的大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上两度封后；“老三剑客”叶冲、王海滨、董兆致在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上为中国男子花剑赢得了两枚男团银牌，雅典奥运会结束时，最年轻的剑客正值30岁……

　　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将不仅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更是项目致胜规律的实践者和总结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乒乓球队长生不衰的因素中有一条是大批有经验的老将活跃在队伍中，教练员都是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将经过学习锻炼转化而成，譬如刘国梁、孔令辉、秦志戬、乔红、阎涛等都曾是大赛经验丰富、熟悉项目致胜规律的老将。此外，像王楠这样久经战场的运动员兼教练员则是队伍中桥梁，无论精神上、经验上、技术上都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为年轻队员树立榜样和规范。25岁后，可以不选择退役，多名例子已经证明老将仍能发光发热。对目前的中国体育来说，老将的伤病和心态不如年轻小将易于控制和把握，因而，给队伍在老将的运用和调试上提出了新问题。

　　“读训”矛盾长期困扰退役运动员路在何方

　　从各县市的少年业余体校到国家队，读书与训练的矛盾似乎总是如影相随，成为体育界挥之不去的难题，使很多家长担心未来出路而不敢轻易将孩子送入体校。

　　据了解，由于后备人才不断萎缩，江西各县市原有的６０多所少年体校目前已有5０余所被并入了当地学校。

　　事实上，江西大部分专业运动队与体校近年来在处理“读训”矛盾时总是试图做到二者兼顾，在体育训练之外每星期都安排三个上午的文化学习时间。然而，一方面，这对于正处于文化学习关键阶段的孩子而言，仍显得远远不足；另一方面，如果过多安排文化学习时间又可能对专业训练产生不利影响。孩子在南昌市一所水上运动学校就读的杨女士谈到，当初让孩子搞体育，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体育明星，但现在看起来太渺茫了。她说：“有一天等孩子退役，学习也荒废了，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真不知道他还能干点什么？”

　　据体育界人士分析，从事专项训练的业余选手与专业运动员之间的比例至少是１０∶１或１２∶１，而由专业选手再成为体育明星，概率之低可想而知。

　　出路难让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入体校，体育后备队伍面临“断层”危险。江西省体育局宣教法规处处长李玉军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队办进了学校，保证了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在这个基础上挑选体育苗子。这样做，改变了过去体育部门包揽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无疑是体育后备队伍日益萎缩现状下的一种尝试。

　　许多运动员因学历、文化欠缺，一旦退役便“无所适从”的状况逐渐引起了社会关注。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江西师范大学体育系每年都要从江西各运动队和退役运动员中招收近百人入学，满足他们的深造、知识更新、文化素质培养的需要。此外，江西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加强了运动员退役前的公文写作、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培训。但江西省体育局人事处钟进华说，对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的运动员来说，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参与社会竞争的综合能力，绝非一日之功。

　　“清华式”运动员培养降低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

　　“邹春兰是我们竞技体育模式社会代价的集中体现，”吉林省举重运动员邹春兰退役后的艰难生活被媒体披露后，一位长期从事体育教学的学者这样评价。“而要想降低这种代价，将‘体教结合’落到实处是必须的选择。”

　　谈起“体教结合”，在去年十运会上获得四金、五银的清华大学则是一个已经得到实践检验的成功范例。

　　记者在清华大学采访时了解到，清华大学的一位学者在国外访问时，曾有人这样对他说：“你们以牺牲年轻人文化学习的权利为代价，换取一枚枚金牌的做法是欠妥当的。这样的金牌拿得越多就越不妥当。”

　　这位学者对记者说：“外国人的观点虽然片面，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太大了。孩子十七、八岁，正是文化学习的好时候，如果学生在这个时候荒废了学业，以后补都补不回来，而我们的很多运动员在学习的年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这导致他们退役后的生活举步维艰。”

　　清华大学从１９９４年开始走上了体教结合、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道路，尝试着降低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清华便严格从自己每年冬天举办的体育冬令营中挑选有发展潜质的学生运动员，这些人要进清华必须在当年的全国普通高考中取得清华认可的成绩。清华每年招收学生运动员的比例是招生总数的１％，大概在３０－４０人。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振斌说：“所有运动员都应是能文能武的体育人才，这是清华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一贯目标。土耳其大运会百米冠军胡凯自如地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清华校队每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这都表明清华降低竞技体育社会代价的努力是有收获的。”

　　而在成功的清华大学身后，其他一批大专院校也同样做着“体教结合”的尝试、探索。在刚刚结束的都灵冬奥会上，沈阳体育学院为我们贡献了本科在读奥运冠军——韩晓鹏，而在出现韩晓鹏之前，沈阳体院也已在“体教结合”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年。

　　创办于１９８０年的沈阳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以冬季项目为主。该校校长徐威对记者说，在运动成绩上，我们与专业队可能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的学生在文化素质培养上得到了充分保证。学校不但要保证小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时间，而且要保证学习质量。这样，学生在精通一门体育特长的同时，具备了基本的文化水平，所以毕业后他们无论是充实到基层学校还是转行，都不会感到特别吃力。

　　据介绍，该校学生牛伟在校时是学习速度滑冰专业的。他毕业后回到老家抚顺市，在一所小学担任体育老师，并且组建了一支滑冰队。由于他既有足够的滑冰专业知识，又有相应的文化素质，经过两年的悉心培养，他手下的小队员成长很快，他本人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体育老师。

　　在清华、沈阳体院这些正在实践“体教结合”的高校里，金牌并不是体育的全部，“降低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让运动员都成为体育人才”、“避免邹春兰悲剧的一再出现”是他们长久以来思考的问题。

　　冷热门决定运动员退役后的待遇差距，中央四年前部署探索改革新政，市场化运作势在必行

　　引发全国关注的邹春兰现象并非个案。仅有“一技之长”的冠军们，多文化水平不高，部分人身体不佳，再就业成为他们退役后的难题。

　　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表示，不会忘记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划，将逐步尝试“读训一体化”的运动员培养方式。

　　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也表示，将不断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有关官员直接建议，变“安置”为“再就业”，为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创业基金。

　　3月29日，邹春兰给三个客人搓了澡，她将从中得到4.5元的收入。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特意提到了邹春兰。

　　“这是不是说，我的事能得到尽快解决了？”邹春兰对此消息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这位昔日全国举重冠军如今难求一职，并忍受着训练时吃“大力补”的后遗症之痛。

　　邹春兰并非个案。2003年5月，前亚洲举重冠军才力因病去世，他在退役后担任门卫，收入不足支付看病费用。

　　“我们不会忘记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告诉记者，希望有关方面对邹春兰的情况给予关注。来自该局的消息，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冯建中坦陈，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是优秀运动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