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亚运会，中国体育军团在一系列大型体育综合赛事中竞技方面的成功，将中国体育总局这个机构塑造成为了生产金牌机器。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诸如体育舞蹈这样的“个体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的夺冠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也由此引发了“举国体制”和“市场个体”的争论。不过就记者了解，在如今体育总局各个项目的发展中，真正“吃皇粮”的项目已经少之甚少，各个项目都在谋求迈向市场。就这个角度而言，体育总局已经由单纯的培养皿，悄悄转换为搭舞台的角色。

　　当然，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特点。本文从“奥运争光计划”的金牌、市场（赞助、赛事的票房等）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参与度（可能受限于场地因素）三个角度，来解析目前我们概念中“举国体制”的不同模式。

　　有金牌，没参与，没市场

　　提到举重，印象中可能最先出来的是老奥运冠军占旭刚这么一个大力士形象。在中国军团参加奥运会的征程中，无论是曾经的艰苦岁月、开拓年代，还是现在枝繁叶茂的时代，举重都是中国体育的中坚项目，而这正是体现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优势的项目。甚至直到今天，这个项目也依旧维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体制模式。

　　“并不是不想变动，而是没法变。”《中国体育报》一位跟随重竞技七八年的同行向记者表示，这个项目有其特殊性，因此迈向市场化很难。“在体育市场化的欧洲，土耳其也好、西班牙也好，在举重这个项目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采取集训的方式。你看这些运动员的力量培养，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训练成的，需要教练长期的训练、跟踪、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上出成绩。”举重并不是一个观赏性强的运动项目，而且老百姓也很难有贴切感觉，每年的比赛不过就是全国冠军赛、全国锦标赛，赞助商少，而且除了北京也都是在海南海口、湖南永州等二、三线的城市举办——后者是赔钱赚吆喝，并不在乎票房。

　　无法迈向市场，也意味着赞助的拮据，尽管在奥运会上成绩很好，但是每年的赞助商寥寥无几，而且换来捣去的都是那么些运动品牌，赞助的模式是“实物+现金”。不过由于奥运成绩的优异，总局自然是不会亏待这个部门的，没有赞助就“吃皇粮”，每年绝大部分的资金预算还是总局拨款。“这很正常，毕竟成绩在那儿。总局对于这个项目也没有市场化要求，所以安心训练就行了。”

　　这样的项目其实在体育总局旗下并不少，如今足协掌门人的韦迪就来自水上中心，高举“举国”旗帜的他显然是体制的受益者。

　　有金牌，有参与，有市场

　　相比较重竞技项目在市场面前的谨慎试水，乒羽已经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羽毛球联赛也正推出，而乒乓球已经做了10年，终于做到了今天的繁荣，他们的市场化是对于自身优势的利用，也是一种紧迫局面下的必然。”

　　乒乓球和羽毛球，对于中国体育爱好者而言都是喜闻乐见的运动，由于对于硬件、软件的要求都不高，低门槛决定了参与者的数量和能量。另一方面，中国乒羽队在国际赛场上垄断性的成绩，也让老百姓对于这项运动具有很大的热情。垄断性的成绩的确很好，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国际赛场剩余空间已经有限，到顶了，这也意味着商业价值的一种限制。好在国内民众的热情一直很高，这个时候需要经营国内这块市场来开发商业价值。

　　相比较重竞技那些肌肉运动员，乒羽运动员本来具有更好的身材也更容易上镜，于是赞助商和广告商络绎不绝，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相关人士表示：“乒羽可以说是体育总局对于优势项目试水的一步，有奥运金牌、有明星运动员、有老百姓的参与基础，乒乓球就是这样在十年的时间中培育出了一个成熟的联赛，现在羽毛球也在跟进。应该说，这是一次很有益的尝试。”

　　中国高尔夫下个铁饭碗？

　　有金牌、有参与因此有市场，通过这样的收益，减少了“皇粮”供给，甚至还能进行反哺。这是体育总局作为“搭台演戏”中最浓墨重彩的一个环节，算得上是“举国体制”的伟大胜利。而这样的胜利，也有可能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出现在原本可能沉寂的项目中，明星就成为了关键。无论是田径还是女排，受限于场地等客观因素，对于民众而言都是自身参与度极少的项目。但是由于明星的存在，让这些项目在一些特殊的年份具有很好的市场推广。

　　相对而言，中国女排并没有哪个具体的明星，明星是“中国女排”这个名字和传统。从某个角度而言，外界对于一个团体项目的宽容度要运远大于某个个人。1984年的冠军精神，影响了一代人；在2004年的奥运会夺冠之后，继续影响下一代人。这意味着，尽管目前女排的情况并不好，但是始终处于一个关注点上，这对于联赛、赞助商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或许会有起伏，但是不可能归零。

　　刘翔也好、女排也好，“举国体制”创造的英雄个人或者团体，对于人文社会还是商业社会都还是有着积极的影响。

　　正当外界开始质疑“举国体制”这种体育培养机制的时候，体育总局下属机构甚至把原来的“个体项目”纳入“举国”旗下，成为了“国家培养+市场操作”的试验品。而就本届亚运会的成绩而言，至少在高尔夫项目上是比较成功的。

　　对于原有体制而言，高尔夫原本就是诞生于“野外”的项目，市场化培养、市场化运作，曾经的国家队的构建，完全按照西方的私人竞赛组建队伍的模式。1994年的广岛亚运，林少茹、黄丽霞组成的女队获得了团体铜牌；男队的张连伟拿下了个人银牌。当时的这些运动员完全在身份上隶属于各家高尔夫球会，他们没有在体育总局下的“名分”。不过，这样的局面随着前几年高尔夫国家队的正式建立而有所改变。

　　这个改变，也是源发于2005年年底和重竞技拆分同时进行，原来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职能被调整，将手曲棒垒球项目（奥运项目）的管理权划出，组建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其他8个小球项目仍由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奥运争光计划”普照下的新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其实成为了最自主灵活、最接近市场的一个机构。即使当随后“高尔夫入奥”成功之后，对于组建高尔夫国家队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国家、市场优势相结合。

　　在高尔夫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中国高尔夫球国家队迅速组建，国家队特地聘请了外籍教练，女队由新西兰教练负责，男队由美国教练带领，两队各约有20人。中国体育得天独厚的体制保障让年轻的高尔夫球选手受益匪浅，国家队不仅长期在山东南山球场基地集训，还去美国训练，以适应不同环境。小球中心主任张小宁说：“很多队员都参加过国内的职业比赛，一般情况他们都可以打进前十名。”